何刚
《财经》杂志执行主编
工商管理博士
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、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、和英国克兰菲尔德管理学院。笔名“木乔”，致力于财经、国际和时政新闻评论写作。

成功的商业没有传奇，不存在所谓的传奇故事和商业奇迹，好的商业一定是可重复、可借鉴，甚至可复制的。研究商帮文化，重要目的之一也是寻找其中可复制的经验，以及必须吸取的教训。

纵观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商帮，几乎都存在经济和政治、商人与官人的纠缠不清。放眼望去，甚至在整个东方世界，都存在政商混杂交织的情况，这一点与欧美的商业文明完全不同。

过去的40年，有的企业在政商合作中快速成长，有的企业则陷入政商合谋的泥淖走向消亡。这不禁使人们思考：政商之间究竟应该怎样和谐恰当地相处，趋其利，避其害。

近期，企业家学者项目首二班何刚同学分享了“中国商帮文化”——《徽州商帮：盐、木、钱、权》，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，一起探索徽商智慧的传承与超越吧。
 

徽州商帮
义利皆取，以义为重

对今天的商业文明影响最大的商帮，正是徽商，有人称之为第一商帮。从历史上看，有10大商帮比较有名，北、中、东、南各异。传承至今，仍为人所重视的，主要是陕晋商帮、徽商，还有浙商。陕西商帮比较大气、忠义，山西商帮比较爱算计、但也义气，徽商则以义为重，同时重视文化教育，例如通过让孩子们上学，谋取功名获得权利后，再反过来回报宗族商业生意。

明清十大商帮：北、中、东、南各异/图

可以这么来形容徽商：“居商海系儒术，近雅而稍轻薄”、“以诚待人、言行必果、临财不苟”。徽州商业的儒家文化传承、徽派建筑、徽州山水等也都非常让人向往。
陕西商帮——追求厚利，既和且平

山西商帮——义中取利，信誉第一

徽州商帮——义理皆取，以义为重

徽州地区
一府六县、五十四望族

从地理位置上看，徽州的区位也非常关键。徽，古称歙(xi)州、新安，府治歙县微城。在以前，徽州即为徽州府，相当于副省级的行政区域。原是浙江西道一部分，1667年江南省分治，安庆+徽州就是安徽了。

徽州下辖六县，歙县、黟县、休宁、祁门（现均属黄山市）、绩溪（现属宣城市）、婺源（现属江西省），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徽商发源地。

从人口和族群看，徽州主要由本地山越人和河南地区望族移民组成，著名的有54望族，望族依靠自身奋斗起家，先有钱再谋权。

徽商特点
游商、专注、宗族

徽州依山傍水，但从生产角度来看，人均土地少，生存不易。所以徽州人出去做生意，很大的原因是生活所迫。徽州的孩子从十几岁开始，就跟着爷爷、父亲远走他乡，成为游商，这是徽州历史上的常态。

徽商有一个显著的特点，认准了某一个行业，就会世世代代坚持做下去。例如做茶叶的胡氏家族非常多，如今很多茶叶都是他们延续下来的。

徽州的宗族连接能力也非常强。到今天为止，很多安徽商人在起家的时候，都会有宗族类的相互担保、融资募资。

徽商源起
逆袭盐业，赚取第一桶金

明初（1370年），郁新建议“食盐开中”，催生陕西盐商。即商人先把粮食送到边关陕西、内蒙一带，再根据送达粮食的数量换一个特许，去买盐，做盐的生意。当时陕西有很多粮食，离边关又近，运送方便，故陕西盐商崛起。

及至明朝中叶（1492年），叶淇变法，开中改折色，可用银换盐引。当时产盐最好的就是两淮地区，安徽有明显的区位优势，从此，徽商宗族的力量得以显露，通过集资募资，用一个家族、一个宗姓的钱集中起来形成规模化交易，大量运到扬州，与陕西商人竞争。而扬州，也成为当时中国盐商的集结地，盐的暴利的集结地。

可以说，整个徽商的起源，就是盐业的改革。16世纪正是徽商崛起的重要节点，用了约100年的时间，在扬州盐业领域，徽商与陕商基本上已平分秋色。
府学之争：明代山陕商子弟有7个名额就读扬州府学，徽商长期受压，1632年徽商上疏求建运学，获崇祯特批，山陕商人喧哗于运司。1643年再次争执，西人复大喧哗。直到清初，陕商退出扬州，乾隆七年特批扬州云学增加四个名额，允许徽商子弟就近入学科举。

盐，造就了安徽商人的崛起。“扬州皆四方贾人，新安最盛，关陕山西、江右次之”、“两淮八大总盐商，徽商四，钻天洞庭遍地徽。”

中原竞争
北棉南去，南布北来

在盐业崛起的同时，纺织业也兴盛了起来。当时，陕西盛产短绒棉，但明代纺织能力差，织布断头多。中国纺织业的关键人物——黄道婆，将织棉技术从海南传入松江府，苏、松、嘉、杭四府，年产棉布3600万匹，纺织能力旺盛，但南方棉产量低。因此造成了“北棉南去，南布北来”的纺织业贸易繁荣。有诗云“吉贝日夜贩诸南，棉布日夜贩诸北”。

其中，徽商的角色是什么？垄断了江南的布市。明清时期，苏、杭地区的纺织业和贸易发展全面崛起。在做内部贸易的同时，徽商也与东南亚、欧洲开展外贸交易。简单初级的工业、手工业大宗出品，都紧握在徽商手里。但徽商纺织业贸易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，而西部荒凉，经营艰难，清代徽商难过秦岭，秦岭以北还是陕商为主。

徽州木商
靠山吃山，种山养山

徽州地区自古山高水美，盛产木材，早在宋代开始，徽州就已出现木商，以婺源为主，休宁次之，祁门、歙县又次之。徽州木材主要借助长江主干道，水利运输，发往苏杭、北京等地。
范成大：“休宁山中宜杉，土人稀作田，多以种杉为业。杉又易生之物，故取之难穷，出山时价极贱，抵郡城已抽解不赀。松杉为主，30年一伐，河涨水力运载”。

徽州木材比较容易加工，而且足够坚固和美观，万历年修乾清宫、坤宁宫，天启年修皇宫所用的主要木材均为徽商木材。

明清时为扩大木材资源，徽商远赴江西、湖广、四川，贩木苗疆，货木三楚，编排放入长江，输往江南占据市场。相对于其它产业，木材生意贸易范围更广，也就难免造成更多的冲突，历史上徽商和湖南商人在木材生意上的“血战”就相当惨烈。
安徽、湖南木材之争：血战汉阳鹦鹉洲，湖南商人“五府十八帮”；争夺宝庆码头，宝庆船帮建，徽商占，曾国荃夺回。

逐鹿茶业
江南徽庄遍全国

在茶业贸易中，陕西和山西的茶叶是比较有名的。秦巴茶香：砖茶茶马交易；晋茶路广：贩运赣闽鄂。徽州茶始于南朝，唐代成知名产茶区。与陕商、晋商的茶叶生意相比，安徽商人的茶叶生意有很大的不同。徽商的茶叶生意都是自产自销，是产地、贸易地，也是未来销售的起源地。徽州茶业主要是茶庄形式，产茶、卖茶、贩茶，世守其业遍天下。

徽州地区的茶叶，在历史上生意做的很大的有100多种，可以称为名茶的大概30种。黄山毛峰、黄山金毫、祁门红茶、茗洲炒青、屯溪绿茶、婺源绿茶、休宁松萝、顶谷大方、金山时雨等都是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徽州茶。明清时茶业成为徽商四大产业之一，清代达到鼎盛。

现代徽州比较著名的茶商有北京张一元；歙县吴姓：吴德泰、吴鼎裕、吴裕泰、吴恒瑞、吴瑞春；王森泰（森泰茶庄，安徽采茶，福建薰茶）。广州的外商采购安徽的松萝茶，在英国的一些茶庄可以买到，在国内不知名。

徽州茶的历史非常辉煌，但是现在浙江、福建茶的生意都远远超过了安徽。如果可以从历史文化方面去挖掘，徽州茶还会有一些机会。

徽郡烟客
从贡丝到名牌

提到烟，大家都知道陕西的烟业很厉害，但其实安徽的烟是早于陕烟、晋烟的，徽州因距离闽广较近，烟草种植传入较早。歙县“汪满田烟丝”，因为纪晓岚的挚爱，从乾隆以来成贡烟，令徽烟成名。

土烟（祁门）、名烟（歙县、绩溪、婺源）、净丝（黟县）、玉奇（休宁、屯溪）、黄烟、黑老虎都是历史上安徽烟的代表。而现在的安徽烟，则以黄山和天都为最。

安徽的旱烟杆也非常有特色。竹旱烟杆“九寸十三节，虎头蛇尾”，无论是不是抽烟的人，都可作为收藏品，也成为了徽烟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。

无典不徽
明清商界执银钱业牛耳

明清时期，典当行业就是当时的贸易、物品融资抵押最简单一种方式。陕商主要从事“当铺”，动产抵押放贷，贷款量小，回赎期短，针对老百姓。“皇上开当铺，老陕坐柜台”，“掌柜的”便是源自陕商。徽商则主要从事“典铺”，不动产抵押放贷，贷款量大，回赎期长，针对有钱人，“质库拥资孳息，大半徽商”。

徽商以经营大型典铺为主，累世业典、扎堆经营。徽语甚至成为行业“隐语”。清代时期，徽商资金从扬州向苏州转移，苏州成徽商典当大本营。
“吴志典”在扬州，家有十典，江北之富未有其右者

休宁人孙从理在吴兴，前所增置典铺上百所

清代歙商许家，资物之肆四十余所，厮役扈养2000人

余氏典当“立三堂”也是有名的徽商典铺

商山吴氏，所殖业，皆以典质权子母，几乎殆十世矣

清江浦汪家，经营典肆200余年，典当世家

阜康钱庄
红顶商人的能力和局限

随着19世纪中后期的洋务运动，海外开放已逐渐兴起。相对而言，山西票号的先进程度不及徽商钱庄。此时的徽商钱庄，已经成为一个金融服务体系。

提到钱庄，不得不重点谈及的一个人，就是徽商代表——胡雪岩。胡雪岩结识王有龄，起步军火粮米，从上海接济清军，帮左宗棠组织常捷军、办福州船政局。为左宗棠西征采运、借款，搜集情报。在杭州创立“胡庆余堂”中药店，成“江南药王” 。利用过手官银在上海筹办“阜康钱庄”，1872年各地阜康号20余处，资金2000多万两。官居二品，赏穿黄马褂。

然而，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最终还是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，那就是1882年到1883年的“生丝大战”。金融上的高杠杆、政治庇护的大幅度降低等，让胡雪岩在错误的时间、错误的行业，与力量更强大的欧洲商人进行了一场不对等的“战争”，加上后方空虚，导致全面覆灭。1883年各地官僚竞相提款、敲诈勒索，引发资金周转失灵，欠下大量官银。之后，随着李鸿章权势日益高涨，左中堂失势，胡雪岩失去庇护，被革职抄家，1885年9月左宗棠病逝，11月胡雪岩郁郁而终。

胡雪岩警示,官商不长久，诚善得人心

政治造就了胡雪岩，但政治最终也埋葬了他。胡雪岩的发家和覆灭给后世商人有何启示？用马云的话说，“胡雪岩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，也树立了很坏的榜样”。

很坏的榜样，即“以官商起家，因官商败家。”跟政治结合，确实能带来商业的快速增长，以及不平等的竞争机会，从特许到寡头，通过市场垄断来获取暴利。但这种旧的官商，始终是一种迭代的关系，它是一种掠夺。左宗棠在，胡雪岩就很好；李鸿章起势，就没胡雪岩什么事了。官商的起家和败家，基本上就是研究中国商帮文化的一个铁律，这个规律还一直存在着。

很好的榜样，即“为慈善卖药，因戒欺留名。”胡雪岩为中国中药诚信经营、货真价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他提到诚信，认为顾客是养命之源，这也正是中国商道和经营理念的最佳诠释。
“戒欺”匾：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，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。余存心济世，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，惟愿诸君心余之心。采办务真，修制务精，不至欺予以欺世人。

研究胡雪岩，主要分享这两点：诚信经营，长期价值；官商勾结，必然覆灭。正反两方面教训都值得我们深思。

参考阅读：商帮600年，徽商遍地

小结

徽商是在中国非常特殊的政治经济历史条件下崛起的，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启示。在面对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带来的机会时，安徽人非常好地抓住，并充分利用宗族的力量和财富杠杆，进一步将产业做大。同时，徽商吃苦耐劳的精神，以及好学、向善的追求，让徽商在历史上做得非常大，并得以延续至今。

在中国众多的地域商帮里，徽商的稳健持重、中庸，以及它所包含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内核，与其它商帮是不一样的。其所代表的中国商业文化主流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。

在长期可持续，以及对于机会的把握、风险的把控上，徽商的可复制性也更强。在商业的传承里，我们需要更多地去寻找这些可复制的商业经验，可模仿的商业模式，可传承的商业价值。